重读乡贤·党锢之祸为何摧毁了东汉政权的基础

2020年12月07日 17:45来源:未知手机版

萨达特,刘烨妻子,网易猪肉

其中,作为皇族刘氏掌握政权的基础,南阳阴氏外戚集团和河北郭氏外戚集团实际是被保护并允许扩大势力和影响的。

而此外的地方豪族,是一种社会势力。

它们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宅舍。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渔、工、商、假贷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豪族通常要利用其财富,团结宗族乡里,招引宾客,以突破家庭规模的限制,扩大自己的势力。宗族不“共财”,当然会有贫富之别。但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宗族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其中的富人,有依亲疏远近赈赡穷人的责任。富人未必都是大宗或族长,但他们以财富为后盾,以赈赡为手段,通常会成为宗族的领袖。

豪族养“宾客”也是普遍现象。所谓“宾客”,鱼龙混杂,既有攀附权贵的士大夫,也有尚武行侠的剑客,还有亡命无赖之徒。充当谋士爪牙,或者打理畜牧、屯田等事务。

豪族役使贫民从事生产并收取高额地租,是汉代常见的现象。除“贫民”外,奴婢也是东汉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

豪族多有家兵之外,还透露出其家兵系由田庄中的“农人”充当。东汉豪族田庄中的劳动者主要是“贫民”和“奴婢”,汉末三国以后常被称作“奴客”。他们除须从事农副业生产外,很可能也要承担保护田庄的任务。及至汉末,这些“奴客”大量转化为“家兵”,随豪族卷入了战争。

总之,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则是他们干预世事的帮手和爪牙。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发展,早在西汉后期就开始出现的地主田庄经济在东汉发展迅速。随着乡里宗族势力的恢复和发展,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倡导和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宗族之联结和宗族规模的扩大。“从内部讲,宗族内各家庭互救互恤,对维护小农经济发展,防止小农破产,起到积极作用,可是从外部来看,由于小农家庭对宗族依赖性加强,对国家依附性就相对减弱,宗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随着东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削弱,以及宗族势力的日益强大,到了东汉末年就发展成为强宗大姓和坞堡组织的割据。”相对于西汉中期前王权对乡里强宗大族的有效驾驭而言,西汉中期以后,王权对于普遍存在并武断乡曲的强宗大姓的打击显得无力。

在这样的宗族豪强的田庄里,不仅存在大量的奴婢,同样也存在为数不少的依附农民。尽管目前对于东汉依附农是否隶属于国家名籍尚存在争议,但是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对于国家乡里秩序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其总的趋势就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而与封建国家的联系却日益减弱,国家对农民的人身和经济控制逐渐演变为地主对农民的人身和经济控制,从而导致国家在乡里政治渗透力的弱化。而这也意味着真正乡贤的缺失。

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时期,他们往往成为王权的敌对力量,从而使得国家对道德伦理提倡所促成宗族之联结的成果也就很容易变成王权塑造乡里秩序的离心力。

虽然这时的豪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尚未发育成熟,还不能像日后汉末三国时那样,撑起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他们的存在、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已经对帝国的统治构成严峻挑战。

东汉如何面对豪族的挑战

东汉政府面对这一社会势力,一方面,容忍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再企图根除土地兼并现象;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抑制豪族势力的政治措施悄然出台。

东汉政权建立后,承西汉和新莽之弊,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奴婢化依然是社会的棘手问题“光武帝刘秀登位之后,多次颁发免奴婢为庶人的诏令,与此同下令”度田“,以清查豪强不法侵占的土地,并检核人口。

尽管在度田过程中,由于执行者与强宗豪右的相互勾结和从中作梗遇到了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虽然东汉皇室默认并许可地方豪族的存在--这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贯穿始终。换句话说,明帝认为,只有不断打击这些地方豪族,让他们不敢扩大兼并,干涉地方政务,才是正确的治国方式。

本文地址:/lishi/2417813.html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今日热点资讯